界外誌

前言與問題設定

「香港人」這個身份聽來自然、統一、穩定，彷彿指向一個共享語言、文化、地域與命運的集體。然而，當我們進一步追問：誰是香港人？他們從哪裡來？又身在何方？這個身份便開始出現裂痕。今日的香港人，有人定居海外、有人生於臺灣、有人身處英國社區中發起政治倡議，有人則在香港本地承受著身份監控與記憶擦除。他們使用不同語言、書寫不同歷史、參與不同政體，卻仍共享一種難以定義、卻無法否認的港人認同。

本文主張：港人不是單一的族群，而是一種離散的民族（diasporic nation）。這個民族並非依循傳統血緣、語言、宗教、疆域而成形，而是因著歷史創傷、政治邊界與文化抗拒而生成，並透過流動、記憶、語言與抵抗行動不斷再生產。這種離散性不只是物理上的離散，更是文化與心理上的跨界狀態。港人作為一種離散民族，正在穿越國族國界、解構政權話語、重構身份主體。

接下來的段落將從歷史生成、離散結構、語言記憶、海外社群組織與認同政治五個層面，論述為何「香港人」這一身份，不應被簡化為單一、固定的族群，而應視為一種在歷史衝突與全球流動中浮現的現代民族類型。

香港人作為民族的歷史生成條件 —— 從殖民子民到否認的公民

若說一個民族的誕生往往伴隨著歷史創傷與身份危機，那麼「香港人」這個民族身份的形成，正是現代國族秩序邊緣地帶最典型的例子。在殖民地時代，香港人不是英國的國民，也不是中國的公民。他們在法律上被定義為「英國屬土公民（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s）」，是一種不具完整國籍權利的殖民子民。在這段時期內，殖民政府刻意去政治化治理，透過高壓與冷感文化政策壓抑民族主體的形成，培養出一種「經濟人」式的港人角色 —— 務實、不問政治、效忠制度而非身份。

然而，這種不穩定的政治身份在1997年回歸的制度重構中迅速瓦解。中國政府拒絕承認「香港人」作為一個文化或政治主體，而是將其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統一國族敘事中，並以「港人治港」為名，行「中央監控」之實。回歸後，尤其在2003年七一遊行、2014年雨傘運動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大量港人開始重新審視自身身份，對「我是中國人」的政治句式產生排拒，轉而以「我係香港人」作為自我宣言與抵抗語言。

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人」這個身份開始從一種模糊的地域性標籤，演變為一種與國家身份分離，並具備歷史意識、文化情感與政治訴求的集體身份。此身份並非來自單一種族或語言，而是來自對制度失效的共同感知、對被否認歷史的集體記憶、對未來主體性追求的共同意志。當這樣的身份無法在原屬地獲得承認與實現時，港人便轉向世界，攜帶這種身份遷移、流動、重構，構成典型的離散民族生成條件。

我們符合「民族」的定義嗎？從學理視角檢視港人的民族主體性

當我們主張「港人是一個離散的民族」時，必然面對質疑：香港人真的是民族嗎？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沒有軍隊，沒有固有語言，也不被國際承認為主權實體，那我們有資格被稱為民族嗎？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民族概念本身，檢視學術界如何界定「民族」這一集體主體的成立條件。

在社會學與政治學中，對民族的定義可以分為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與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兩大類。前者強調民族由共同語言、文化、歷史與血緣構成，代表人物如赫爾德（Herder）與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後者則由雷納（Renan）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為代表，強調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不一定擁有實體邊界，但共享歷史記憶、現實經驗與未來願景。

安德森認為，民族是一種「即使其成員不會彼此認識，卻在心中形成想像聯繫的社群」。若從此定義出發，香港人顯然符合：無論是身在屯門、台北還是曼徹斯特，許多港人共享對2019年抗爭的記憶、對中文教育與粵語文化的情感、對政治現實的焦慮與對「下一代」的集體責任。他們未必有共同的種族、國籍、宗教，但卻共享一種經由歷史傷痕與價值選擇凝聚而成的「想像的連結」。

在哲學層面，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主張現代身份的核心來自「被承認的需要」（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當一個群體的語言、歷史、文化或創傷經驗被主流體制壓抑或否定時，其對自主認同的渴求將轉化為民族主體的自我呼喚。今日港人的「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我們要光復」等語言行動，正體現了這種以否定為基礎的自我肯定邏輯。這不是國家主權意志，而是民族身份重構的過程。

即便依照最傳統的民族學定義，如米利巴德（Walker Connor）對民族的界定：「民族是一個希望在未來某一天共組政治命運的文化共同體」，我們也可以合理地將港人納入。當2019年出現百萬人走上街頭、海外社群發起「香港議會」、新一代流亡青年自稱「香港民族流亡政府」時，這不再只是情感或語言的共同體，而是具有政治訴求與主體想像的文化民族結構。

因此，當代香港人，特別是自2014年以降所形成的新一代港人，其實早已符合民族學、政治哲學與認同理論中的多重定義。雖然沒有一面國旗、沒有一紙國法，但有記憶，有語言，有創傷，有連結，有未來的想像。這些，正是民族生成的基本條件。

離散的現實；從移民潮到全球港人社群的生成

若說一個民族的離散是歷史與創傷的交錯結果，那麼香港人的流散史，正是這一民族特徵最具體的寫照。香港並非一個傳統的移民國家，但卻是一個被迫習慣移動的城市。自1980年代中英談判以降，面對回歸與前景不明，大量港人透過技術移民、親屬團聚、投資移民等方式前往加拿大、澳洲、美國與英國，構成第一波有意識的政治性出走。到了1997年主權移交，這波遷移趨勢短暫放緩，但並未終止，而是轉入一種潛伏狀態 —— 一種「準備離開」的文化心理深植於數以百萬計港人的家庭決策與教育選擇中。

進入2010年代，隨著北京政府加強對香港的制度介入與言論控制，特別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遭遇失敗後，香港社會再次感受到主體被抹除的壓力。這一波政治失望促成新一輪的移民潮，並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與國安法實施後急速升高。英國開放BNO簽證、台灣設立人道救援計劃、加拿大與澳洲推出快速移民通道，全球港人流散網絡因此被迅速重建與擴展。

然而，這不只是人口的外移，更是一種民族性的空間重構。在曼徹斯特、溫哥華、多倫多、墨爾本、東京、台北、柏林與倫敦，我們看到港人開設社區學校、粵語書店、抗爭紀錄片放映會、民主論壇、流亡者組織，甚至設立地方選舉平台與文化保育基金。他們使用粵語教孩子、閱讀港版童書、組織六四紀念晚會與831追思音樂會。這些活動不再只是鄉情或思鄉，而是有意識地在他國政治結構中延續一種身份主體的存續與再生產。

在流散過程中，這些社群也逐漸從「離開者」轉化為「跨國主體」，他們在他國發聲、在他國建構抵抗語言、在他國教育下一代成為仍自稱「香港人」的孩子。這些人既可能是加拿大公民，又是香港流亡者；既參與當地市政選舉，又組織香港流散政府；既流亡，又深耕。這正是離散民族的典型特徵：無法回歸、無法安置於單一國族敘事之中，但透過跨境連結、記憶實踐與語言文化重建，持續塑造一個沒有疆界的民族共同體。

因此，「港人是離散民族」並非僅是一種象徵性主張，而是有著具體空間分布、制度對應、文化活動與主體再生產的歷史現實。這個民族不住在一張地圖上，而活在無數港人記憶的裂縫中、在異地語言的傳承中、在每一次離開香港卻不願放棄「香港」的選擇之中。

語言、記憶與文化再生產 —— 離散民族的身份邊界

民族的存在從來不只建構於血緣與疆域，更深層地體現在語言、記憶與文化實踐之中。對港人而言，粵語不僅是日常溝通的語言，更是一種情感認同與集體記憶的載體。它凝結了電視劇、電影、流行音樂、街頭語言、俚語、罵詞、諷刺、笑話與抗爭口號，是連接跨世代港人內心世界與情緒記憶的文化密碼。而這種文化語言，在移民與離散之後，反而被重新確認為身份的關鍵邊界。

我們看到，在英國的港人社區中，父母堅持用粵語與孩子溝通，開設粵語週末學校、出版港版教材，甚至要求當地政府設立以粵語為媒介的公共服務。同樣，在臺灣、加拿大、澳洲等地的香港社群，也出現以粵語教授歷史、音樂、社會與公民的「流亡學校」與文化空間。這些努力並非純粹出於語言保存的文化焦慮，而是一種以語言為手段的身份延續策略——即使我們在政治上無法再擁有一個香港，但我們可以透過語言繼續認同為「香港人」。

語言與文化也是抵抗的場所。2019年以來的抗爭中，無數標語、詩歌、漫畫、廣告與網絡內容以粵語創作，成為抗拒普通話統一化政策與中國文化霸權的象徵。而這些作品透過網絡快速流傳至全球離散社群，轉化為語言政治與文化主權的實踐。例如《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不只是一首歌曲，而是一種集體創作的文化政治宣言，其旋律在多地的港人集會中迴盪，實際上構成了離散民族的「語言國歌」。

此外，文化記憶亦是港人流散社群維繫身份的關鍵手段。在世界各地舉辦的六四晚會、831追思、傘運紀念活動，乃至為2019年犧牲者設立的網上記憶庫與流亡博物館，都是在喚醒一種集體被遺忘的歷史責任。這些儀式性實踐儘管無法改變現實政治，但卻強化了港人作為一種民族共同體對自身過去的敘事主權，並將記憶轉化為文化行動與情感連結。

在這些語言與文化實踐之中，我們看到港人身份的再生產過程——不是來自政府頒布的國民教育，而是由下而上的家庭語言傳承、網上文本流動、異地社群聚會與文化儀式所建構。這種非國家化的文化生產過程，正是離散民族的特色所在：沒有中央，卻有共鳴；沒有國土，卻有語言與記憶；沒有主權，卻有文化的邊界。

離散民族不是流亡，而是另一種存在方式

不是每一個民族都住在一個國家裡，不是每一段歷史都有一面旗可以歸屬。香港人的命運，也許從來就不是以主權或疆界定義的，而是以失落與記憶構成的。正因為失去了可以回去的香港，世界上才出現了無數「以香港為名」的家——在他國的街角，在異地的圖書館，在集會現場，在手機裡的粵語語音，在還願意說「你地好」的一個孩子口中。

這個民族不以出生證明，不以護照顏色為標誌。他們的地圖不是寫在國際條約上，而是印在每個人記得的事裡：1997年的煙火、2003年的七一、2014年的帳篷、2019年的傘與淚、國安法頒布那天的沉默。他們可能彼此素未謀面，但都記得旺角那家書店、金鐘那場夜、紅磡那道牆、立法會那扇玻璃。他們都記得自己是誰。

離散並不只是「離開」，它是一種被拒絕承認後仍不願消失的堅持。這不是逃亡，而是一種被迫走出國界、卻不放棄身份的存在方式。香港人沒有主權，但擁有一種不能被消音的記憶；沒有國土，卻在無數他方持續說出「我係香港人」；沒有旗幟，卻仍在每次聚集時舉起那句口號，哪怕小聲、哪怕在心裡。

或許有一天，這個民族的名字會在教科書上被刪除，在地圖上被抹除，在政策裡被解散。但正如歷史從不僅僅存在於國家機器之中，民族也從不僅僅存在於疆界之內。當人還記得、還說、還相信、還繼續把這個身份傳下去，那個民族就仍然在。離散民族的存在不是等待回家，而是重新定義什麼是「家」；不是等待回到土地，而是用語言、記憶與愛，讓一個民族在世界的縫隙裡繼續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