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從來不只是溝通的工具。對一個社群而言，語言是一種存在的方式，是一套世界觀的表達形式，是歷史、情感、記憶與認同的綜合體。對國家而言，語言則往往是統治的技術、秩序的象徵，是規訓人民與整合族群的必要手段。在現代國族國家的發展歷程中，語言政策從未是中性的，它總是與權力、現代性、教育與文化資本緊密交纏。語言的升格與貶抑，從來都是一場政治工程。
本系列文章，以語言政策為切入點，透過新加坡、香港與臺灣三地的語言治理經驗，試圖解構語言背後的權力邏輯與文化後果，並反思語言統一、母語復振與多語平權在不同政治體制與歷史脈絡下所面對的張力與侷限。我們不關注語音學或語言學細節，而關注的是：語言如何被命名？誰有權定義語言的價值？一種語言被抹除或重建的背後，又是誰的記憶被允許留下，誰的文化被消音？
第一篇〈新加坡的華語國族工程〉追溯了新加坡「講華語運動」背後的政治邏輯。我們看見，李光耀如何從動員福建話的政治家，轉變為普通話現代化神話的建構者；福建話如何從政治資本淪為文化包袱；語言轉型又如何在短短一代人中徹底改寫整個社群的語言生態。這是一場效率至上與文化斷裂並存的國家語言工程。
第二篇〈香港殖民遺產與語言認同〉則聚焦香港廣東話在政治轉型下的抗拒與變形。廣東話既是殖民治理下自發生成的主體語言，也是在中國普通話政策壓力下被再認同為「在地文化堡壘」的抵抗語言。語言不只是說話方式，更是一種城市的身分聲明；「我們講廣東話，不是方言」，成為一整個社會在語言治理下提出的文化主張。
第三篇〈語言作為記憶與政治：臺灣母語政策的歷史與現代轉向〉回顧臺灣在殖民、威權與民主化三重歷史中的語言政治軌跡。從日語、國語的霸權治理，到台語、客語與原民語的復振努力，語言在這裡成為去殖民與重建主體性的關鍵載體。制度的轉向雖已成形，但社會落差與語言羞恥仍在；語言復振既是文化正義的修補，也是認同再造的實踐過程。
第四篇〈誰的語言，誰的國家？〉則將前述三地的語言政策放入一個共同的理論視野中進行比較，批判「方言」這一概念的政治性，指出語言政策如何成為象徵暴力的工具，又如何可能轉化為文化共存的基礎。我們主張，語言政策不應再服從於統一邏輯與發展主義，而應以文化尊嚴與歷史修復為核心，實踐真正的語言平權。
本系列的基本立場是：語言是一種政治行動，也是一種文化倫理。它不是可被剝離的教育工具，而是一種活生生的記憶體與認同場。唯有當我們願意聆聽每一種語言背後的歷史與情感，並承認語言之間的不對等是歷史造成的，而非自然現象，語言的未來才能走出同化與排除的治理陰影，真正朝向共存、共鳴與共構邁進。
在語言逐漸被商品化、政治化、功能化的時代，我們選擇重新提問：語言應當如何被理解？誰的語言才是「標準」？我們能否不以「有用」與「現代」來定義語言的價值，而以「被說過」與「記住了什麼」來重新回到語言的本質？這些問題，正是本系列文章希望開啟而非結束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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