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誌

穩定的選舉，結構性的問題？

對國際社會而言，新加坡2025年大選是一場展現「亞洲治理模式」成功的範例。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延續自1965年建國以來的執政地位，在副總理黃循財的帶領下，贏得87席國會議席（共97席），以65.6%的得票率再次獲得強力授權。選舉秩序良好、投票率超過九成，反對黨未有實質擴張或權力移交。這些表象構成了國際媒體描述中的「典範選舉」敘事。

然而，對關注東南亞民主進程的學者與政策研究者而言，這場選舉不僅是一次對執政效率的肯定，更是一場制度運作的檢驗與警示。為何新加坡擁有形式完備的民主選舉，卻幾乎無法實現政黨輪替？為何反對黨即便得票可觀，卻難以轉化為相應席次？為何年輕選民支持度上升，反對勢力仍局限在少數地區？

這些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選民是否「選錯」，而在於新加坡選舉制度本身的設計:它如何設定了「誰能參選」、「在哪裡參選」以及「能否真正代表」。制度安排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張力，構成新加坡民主發展的內在矛盾：它既擁有選舉機制，卻在制度運作中不斷壓縮真正的政治競爭空間。

本文從選舉制度出發，逐步分析2015、2020與2025三屆大選結果，探討人民行動黨如何在不同時期面對民意壓力與統治挑戰，反對黨如何在制度限制下尋求突破，以及制度偏誤（如集選區、選區劃分與媒體控制）如何壓抑多元政治的發展可能。選舉已經結束，但制度性的問題與代際的分裂，才正要開始浮現。

新加坡的選舉制度設計與制度性偏誤

表面上，新加坡的選舉制度符合民主政體的基本原則：擁有全民普選、固定任期、政黨輪替的法理可能性。然而，從制度設計到實際操作，其結構卻深深傾向於維持執政黨的長期優勢，對反對黨形成制度性壓制。這種形式民主與實質寡頭之間的緊張，是理解新加坡政治格局不可忽視的核心。

自1988年起，新加坡引入「集選區制度」（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 GRC），用以取代原有的全面單議席制度。這種制度要求每個選區由三至六名候選人組隊參選，並且至少一名為政府認定的少數族裔。此舉在官方敘述中旨在促進種族和諧與代表性，避免族群被邊緣化，特別是在馬來與印度裔人口比例偏低的情況下。然而，這項制度在實際效果上卻使政黨競爭條件嚴重失衡，反對黨往往因缺乏足夠人手與資源，難以組成具有族群代表性與選舉能力兼備的完整候選名單。反觀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因掌握龐大的政務與基層系統資源，能夠穩定提名整組候選人，並透過全國性媒體優勢塑造整體形象，形成強烈的制度優勢。更重要的是集選區制度取消了選民對個別候選人進行「單一票選」的機會，選舉結果往往呈現「全組當選或全組落選」的零和局面。在這種制度架構下，即使某位反對黨候選人具有極高的個人聲望與地區經營，也難以單獨當選，除非整組團隊勝出。因此，制度實質扼殺了個人型政治崛起的可能性，對反對黨而言，更形同「高牆式競選門檻」。

除了集選區本身的結構性問題，新加坡的選區劃分制度亦缺乏基本的民主程序與獨立性。歷屆大選前數個月，選區劃界報告由「選舉劃界檢討委員會」（Electoral Boundaries Review Committee, EBRC）突然公布，且該委員會隸屬總理辦公室，不需對國會負責、無須進行公開審議，也無任何法律強制的報告時間與內容要求。這使得選區重劃極具政治操作空間，每屆選舉前均可能發生整併、解散、劃出或新增選區的變動，而此類操作的受益者往往是執政黨。例如，在2015與2020年間，工人黨曾嘗試擴張至Punggol East與Joo Chiat等選區，但這些潛在突破口在選前被迅速重劃進大型集選區，使其失去原有的地域連結與民意基礎。這些選區操作在理論上合法，實質上卻構成一種「制度化的選舉操控」，亦即國際學界所稱的選區操縱（gerrymandering）。

最終，即使反對黨在部分選區獲得高票支持，也未必能轉化為國會席次。根據制度設計，即便反對黨整體得票率超過三成，只要未能在任一選區勝出整組候選人，其議席數仍可能是零。為了降低國際與國內對議會一黨壟斷的批評，新加坡政府在1984年引入「非選區議員制度」（Non-Constituency Member of Parliament, NCMP），允許未勝選的得票最高反對黨候選人進入國會，至多九人。這雖為反對聲音保留了象徵性的國會席次，但實質上無法改變國會決策權結構，更被視為一種對真正反對派席次的替代性「制度安撫」。結果是反對黨即使在選舉中表現良好，也只能在議會中扮演有限監督者，而無法成為政策制定的主體。

總括來說，新加坡的選舉制度透過集選區機制、劃界不透明與象徵性反對席次設計，建構出一種程序合憲但結果可控的政治格局。這種結構性偏誤既保障了政權穩定，也壓縮了政治競爭與社會多元的制度空間，為後續的選舉結果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制度背景。

三屆大選的對比與趨勢：2015、2020、2025的政治斷層

新加坡的國會選舉雖然週期穩定、制度明確，但歷屆選舉結果所呈現出的政治動態卻逐步揭露體制內部的不均衡張力。尤其從2015年李光耀辭世後的「情感動員選舉」，到2020年疫情壓力下的治理信任測試，再到2025年黃循財領導下的權力轉移過渡，三屆選舉顯示了人民行動黨（PAP）與反對黨之間的得票與議席差距雖時有起伏，但基本盤的政治結構並未顛覆，反而在某些層面出現結構性「得票失真」與「議席過度集中」的現象。

根據選舉局公布的正式資料，2015年PAP以69.86%的得票率贏得83席（佔議會近86%），是李光耀辭世後激起保守選民情感認同的結果。反對勢力方面，工人黨（WP）僅維持了阿裕尼集選區與后港單選區，並獲得三席非選區議員（NCMP）作為象徵性代表。整體而言，該屆選舉是一場體制內部高度集中、反對聲音微弱的結構性壓制選舉。

五年後，2020年選舉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登場，社會焦慮感與政府防疫疏漏導致PAP支持度明顯滑落，得票率下降至61.23%。雖然議席數維持在83席未變，但在政治正當性與民意基礎層面出現鬆動。工人黨則趁勢突破，除了守住阿裕尼與后港，更奪下盛港集選區（Sengkang GRC），席次增加至10席（含2名NCMP），標誌著其作為主要反對黨的合法性進一步鞏固。這次選舉也凸顯年輕選民、社交媒體與中產家庭在城市邊緣地帶形成「反對選區帶」的雛形。

2025年選舉可視為制度轉型的關鍵考驗，象徵著新加坡第四代政治菁英的全面上場。由黃循財領導的PAP雖面對高房價、社會流動停滯、青年焦慮等壓力，但最終仍以65.57%的得票率奪得87席，反映出在制度設計與戰略動員下成功回穩政權。工人黨則維持10席未增，雖保住勢力基本盤，但無法再擴大突破區域。其他反對黨，如新加坡前進黨（PSP）、民主黨（SDP）與紅點聯盟（RDU）皆未能取得國會席次，即便部分選區得票逼近40%，依然因制度設計落敗。

以下表格彙整三屆主要數據變化：

從表中可見，雖然PAP在2025年得票率相較2020年回升逾4個百分點，議席更進一步擴大，但得票與議席分配之間的懸殊依舊明顯。工人黨得票率近15%，卻只能在國會中佔據略超過10%的席次，而其他反對黨則幾乎完全被排除在體制外。這顯示新加坡的選舉制度不僅反映政治偏好，更透過制度設計將多數票有效轉化為「超額代表」，同時抑制反對聲音的制度進場。

這種「多數放大、少數壓縮」的制度效果，使得選舉結果雖在表面上看似平衡有序，實際上卻穩固了政權的制度性優勢與反對派的邊緣化命運。在此背景下，進一步分析執政黨所面對的壓力與反對勢力的制度困境，將有助於理解新加坡民主政治的真正瓶頸。

被困住的競爭者：反對黨制度性受限的三重障礙

若說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選舉制度中占據的是「有利起跑線」，那麼反對黨則是在不斷變動、傾斜的賽道中艱難競跑。從集選區制度設計、選區劃分操作，到選後治理中的差別待遇與媒體框架，新加坡反對勢力面對的從來不只是選民接受度，而是整套結構性配置所造成的政治進場障礙。這些制度性壓力雖不必然違法，卻長期將反對黨封鎖在國會邊緣，形成一種「民主表層下的競爭壓縮體制」。

首先，選區劃分的政治操作性，直接削弱了反對黨在地耕耘與策略部署的穩定性。歷屆選舉前夕，由總理辦公室主導的「選舉劃界檢討委員會」（EBRC）會在毫無公開討論或民意諮詢的情況下發布最新選區劃界，造成選區的數量、邊界與屬性經常性變動。例如，2015年選舉前，曾被工人黨視為潛在擴張區域的Punggol East SMC與Joo Chiat SMC遭合併或解散；2020年選舉中盛港GRC雖短暫出現反對黨突破，但在2025年被擴編至五人集選區，使參選門檻進一步提高。反對黨在此類動態重劃中難以鞏固區域認同，形成「打地基卻不知屋建哪裡」的困境。

其次，即使反對黨成功當選，選後治理中所受到的差異性政策對待與資源分配限制，也成為其行政能量與民意滿意度提升的絆腳石。以工人黨長年掌控的阿裕尼GRC為例，其下轄鎮理會（AHTC）多次面對政府部門在財政撥款、公共建設項目審核與委託機制方面的嚴格監控，且往往以「治理風險」、「程序審查」為由拖延撥款，形成一種合法化的不對等。2020年勝選的盛港GRC亦出現類似情況，部分社區升級計畫延宕數年才獲批准，選區內居民亦多有抱怨基礎建設進展緩慢。這些差異待遇雖未明文違法，卻在行政實踐層面強化了「反對黨當選＝發展停滯」的印象，進一步削弱其連任機會與政黨形象。

第三個隱性制度屏障則是輿論環境的單向偏斜。新加坡媒體高度集中於由新報業媒體集團（SPH Media）控制的主流傳媒體系，而該集團歷來與政府關係密切。反對黨在此種資訊場域中的能見度不僅遠低於執政黨，且其報導傾向多以「質疑其治理能力」、「炒作爭議事件」、「質詢無效」為主，造成民眾對反對勢力形成「口號型而非實務型」的刻板印象。根據新加坡管理大學一項2021年媒體報導內容分析，在主流報刊對2020年大選的報導中，PAP出現頻率占比達82%，且正面報導比例近70%；反對黨整體僅占13%，其中過半為消極語調或聚焦候選人瑕疵。媒體敘事主導了政治感知框架，使反對黨即便提出具體政策或問政績效，也難以突破資訊濾網進入選民認知視野。

上述三重障礙彼此交疊：選前劃區干擾戰略佈局，選後行政掣肘削弱績效建構，日常媒體敘事則固化認知偏見。反對黨若無法在上述領域同時突破，即使得票突破某些臨界點，也難以在國會轉化為制度性力量。這種現象並不意味著新加坡不允許反對聲音，而是透過制度設計將反對力量維持在「安全比例」內，達到一種可控的制度多元。這種多元不是為了激發政策競爭，而是作為體制正當性的點綴。

反對黨在新加坡政治場域中並非缺乏民意支持，而是面對一套多層次的制度性封鎖，無法順利完成「從社會運動到制度參政」的轉化過程。唯有透過制度改革與媒體開放，打破這種競爭壓縮的局面，反對勢力方能真正參與公共政策決策過程，而非長期停留在象徵性監督者的角色。

人民行動黨三屆選舉的壓力與後李家時代的治理挑戰

儘管人民行動黨（PAP）在2025年再次取得壓倒性勝利，其連續三屆選舉的得票與議席表現卻清楚勾勒出政權穩定背後的結構性壓力。這些壓力不單是來自反對黨的競爭，而是來自於制度內部的合法性動搖、選民認同的斷裂、以及對治理模式日漸質疑的社會氛圍。從2015年以來的每一次選舉，PAP所面對的已不再是「選擇誰執政」的單純問題，而是「能否繼續以舊模式統治」的集體疑問。

2015年的選舉發生於新加坡建國五十週年、李光耀辭世之後。整體社會情緒高度凝聚，選民以懷舊與感恩投票回應建國元勳的逝世，使PAP在這屆選舉中取得近70%的得票率，是冷戰結束後罕見的民意高峰。然而，這份壓倒性的勝利也隱藏了一種「情感資本耗盡」的警訊。李光耀作為政治神話的象徵，其退場意味著PAP失去了一種歷史合法性與人格象徵的資源儲備，而這也正是後兩屆選舉壓力全面浮現的背景。

2020年選舉登場時，正值疫情全球爆發之際。雖然新加坡的總體防疫表現不算失敗，但外籍勞工宿舍爆發大規模群聚感染，以及封鎖政策下社會不均的加劇，使得長期累積的生活成本壓力、青年失業、社會停滯等問題被迅速政治化，並轉化為反對票的動能。這一屆選舉PAP得票率大幅滑落，工人黨進一步攻下盛港集選區，揭示制度內部出現實質性的反對勢力區域化突破。對PAP而言，2020年不僅是一場失分選舉，更是一場治理模式失靈的警號！當社會高度複雜化、民間期待超越基本物質滿足時，過去以「治理績效換取政治認同」的模式逐漸失效。

2025年選舉則是政權轉移的試金石。自1965年建國以來，PAP首次由非李氏家族人物領導參選。黃循財雖早已歷練於政務體系中，並被視為李顯龍的自然接班人，但他的政治形象與公眾認知遠不如李光耀與李顯龍具有象徵性與神聖性。因此，此次選舉雖以65.57%的得票率取得87席，回穩表現可圈可點，實則反映的是一種「戰略性回投」。中間選民在不信任反對黨執政能力與對社會動盪的恐懼下，仍選擇支持熟悉的執政黨，而非基於價值或願景的積極認同。這種以「可控穩定」為基礎的勝利，本質上更像是一場延後的政治壓力釋放。

進入後李家時代，PAP即將面對的不僅僅是選舉邏輯的改變，而是整套治理體系的再定義。制度性神話的終結意味著政權必須尋找新的正當性來源，不再能依賴「李氏資本」來召喚忠誠與信任。其次，當代際斷裂愈加明顯，年輕選民關注的議題早已不再是國家獨立與經濟成長，而是氣候變遷、社會流動性、居住正義與政治透明度。第三，執政黨內部的技術官僚文化在面對日益情緒化與價值化的公共議題時，開始出現回應遲滯與缺乏公共想像力的困境。

面對這些挑戰，人民行動黨未來若仍持續依賴制度優勢與選區設計維持多數，終將陷入「合法性過剩、信任不足」的治理陷阱。真正的穩定不可能只靠程序的安排與行政效率，而必須透過制度更新與治理再政治化，回應社會的新期待。否則，即使在未來數屆選舉中繼續維持議會優勢，也難以掩蓋民意結構轉變後所帶來的政治正當性危機。

代際轉型下的選民結構與價值觀分化

在一個外表穩定的政治體制內，真正的變化往往發生於選民內部結構的深層轉動。新加坡的選舉政治之所以尚未出現制度性突破，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老中青三代選民在政治期待、風險容忍度與媒體使用習慣上存在明顯斷裂。尤其進入2020年代後期，青年選民不僅在數量上迅速增長，更在政治表現上展現出與過往明顯不同的趨勢。

對於年長世代（50歲以上）而言，人民行動黨幾乎等同於新加坡的國家化身。他們親歷建國初期的動盪、經濟轉型的快速上升與國際威脅下的孤立處境，因此對PAP的治理績效有高度認同感與情感投射。穩定對他們而言不是抽象價值，而是親身經驗的總結。因此，他們的投票傾向仍高度集中於執政黨，並將反對黨視為「破壞秩序」的潛在風險。

相比之下，35歲以下的青年選民則在政治認同與參與方式上展現出明顯分化。對這一代而言，國家已是富裕、城市化、國際連結高度成熟的社會，然而他們面對的卻是難以負擔的房價、職涯停滯的社會結構、與難以影響決策的政治閉鎖。他們並不對「成長奇蹟」懷抱信仰，反而對於政治壟斷與缺乏制度更新的治理模式產生懷疑。根據2023年新加坡社會觀察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調查，18至35歲年齡層中有近47%表示傾向支持反對黨進入國會以平衡權力，較10年前增加近15個百分點。相對而言，55歲以上族群中，僅12%同意此一看法。

社交媒體的滲透進一步加速這種價值分化的政治化。過去選民主要依賴官方媒體獲得政治資訊，如《聯合早報》、《海峽時報》等，資訊框架高度穩定、敘事一致。而如今的年輕選民日常信息來源來自YouTube頻道、Telegram群組、Reddit論壇與Instagram短視頻，他們接觸到的是去中心化、質疑性、甚至反體制的資訊架構。這種資訊場域的轉變，不僅改變了對政治人物的感知，也使反對黨得以直接對話選民，不經由傳統媒體濾網。

然而，這類代際政治覺醒尚未形成規模性結果，一方面是青年選民的實際投票率仍略低於整體平均，另一方面則是反對黨尚未建立能與年輕人建立深度認同的文化敘事與政策語言。目前工人黨在盛港、后港與阿裕尼的勝利，確實與該區中青年家庭與專業階層集中有關，但其餘反對黨未能有效擴展青年選民基盤，多數僅停留在反建制的口號層面，缺乏議題長線經營。對PAP而言，這一代年輕人既非對手，也非資產，而是一個其原有治理邏輯無法觸及的「無感地帶」。

這種代際斷裂在2025年選舉中已有初步表現。根據當地學者黃紹倫（Eugene Tan）選後分析，PAP在多數中老年選民集中選區的得票率超過70%，但在青年聚集的新市鎮（如榜鵝、盛港）僅維持在60%以下。未來這種斷裂若無法透過政策重建信任、或媒體敘事的重構加以彌合，反對黨將難以轉化青年支持為制度力量，PAP亦將面對越來越多「無認同的忠誠」與「基於恐懼的續投」。

新加坡的選民結構正發生深層轉變，代際政治期待的斷裂已成趨勢。雖然這尚不足以顛覆制度性優勢，但已構成對未來治理正當性與政策穩定性的潛在風險。真正的問題，不是反對黨何時能取代PAP，而是PAP是否願意承認未來的政治想像，早已不再由舊時代選民所主導。

制度能否自我修正？新加坡政治的未來變數與改革邏輯

在後李顯龍時代的開場白中，人民行動黨成功完成了領導更替，選舉秩序如常、政權穩定延續，表面上新加坡體制如同一部經過良好校準的政治機器，準確運轉。但若將目光從程序穩定移向制度本身，從選舉結果轉向結構分配，則不難發現：新加坡的問題不是能否治理，而是能否轉型。制度改革是任何政治體系邁向長期合法性的必要條件，然而新加坡的制度穩定卻幾乎是以凍結改革可能性為代價而維持的。這不僅是因為執政黨壟斷議會，也因為整個制度設計早已預設了「無須更改」的邏輯。從選區劃界的不透明、集選區制度對個人政治的壓制，到媒體敘事與資源分配的非對稱，新加坡的政制安排更像是一組高度可預測的管控架構，而非對社會回饋具備靈活適應性的動態制度。

要打破這種制度閉環，第一步必然是提高選區劃分機制的透明度與問責性。目前的劃界全權由總理辦公室下的選舉劃界檢討委員會（EBRC）掌控，不僅無公開程序，報告發布時間亦無法律約束，致使每屆選前數月方才公告，大幅限制反對黨部署能力。若無獨立劃界機構的設置，選區設計將持續服務於政治既得利益，而非選民代表公平。

其次，集選區制度需面對根本性檢討。少數族裔代表性固然重要，但不應以壓縮選民選擇與壓制反對政治為代價。恢復部分單選區、或建立以比例代表制為基礎的議席分配模式，能更有效反映全體民意，並讓反對聲音轉化為制度內的有效制衡，而非長期停留在象徵性監督角色。

第三，媒體環境的再平衡亦為制度開放不可或缺的一環。當新聞與評論空間高度集中於政府認可的媒體集團，新加坡將永遠無法建立具競爭性且公信力強的公共辯論場域。獨立媒體的生存空間、反對意見的合法性保障、以及對政府權力行使的新聞審議能力，都是健全政制的前提。沒有資訊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選擇。

至於政黨本身的轉型，新加坡的反對勢力需面對的，不只是制度障礙，更是「如何在受限空間中組織長期信任關係」的課題。工人黨的地區經營模式證明，即便制度不利，穩定與具體的問政與基層連結，仍能逐步建立票源與忠誠。反之，若僅倚賴選舉激情與短線動員，終將無法對抗制度的惰性壓力。反對黨之間更需要形成具策略性的分工與聯盟機制，以避免選票分散，形成「反對各自為政」的惡性循環。

對執政黨而言，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是否願意在還擁有強勢主導地位的時刻，主動開展制度轉型，為未來政治對話留下空間與公信？黃循財作為第一位非李家血脈的總理，若真欲建立屬於自己時代的政治正當性，就必須超越李光耀時代的管控治理模式，回應新世代對公平、代表性與政治參與的要求。否則，一個能夠維持秩序卻無法自我更新的政治制度，終將面臨其合法性與功能性的雙重耗損。屆時，新加坡或許不會陷入混亂，卻將在制度穩定中失去未來想像的能力。

穩定之下的焦慮與民主的邊界

在選舉週期規律、政權交替有序、經濟持續成長的表象之下，新加坡展現的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程序化的政治穩定。然而，這種穩定並非源於多元意見的自由競爭與制度回應力，而是建立在一套以控制風險、抑制對抗為核心邏輯的選舉與治理機制之上。正如本文所揭示，從選舉制度的設計，到選區劃分的彈性、媒體敘事的單一，再到對反對區域的政策處遇差異，整體政治結構構成一種形式開放、實質壓縮的半開放體制。這種制度安排有效維持了短期穩定與政策執行效率，卻也壓抑了反對政治的正當性累積、政策創新的競爭動能，以及公民參與的成長空間。反對黨即使在近三屆選舉中逐步累積得票，也始終難以在國會取得超比例代表，反映出一種「得票不等於權力」的結構性扭曲。這不僅是政治技術問題，而是民主制度在控制導向治理模式中的邊界顯現。

進入後李光耀、後李顯龍時代，人民行動黨雖仍穩坐執政位置，卻也必須面對其歷史正當性與治理敘事的再建構挑戰。黃循財政府若無法提出制度層次的改革方案，而僅靠經濟數據與技術治理維繫合法性，那麼新一代選民終將以冷漠、抽離與拒絕參與的方式表達不信任。無投票意願的沉默，或許比反對票更難處理。同時，反對勢力若不能跳脫象徵性監督角色，建立深耕選區的議題動員能力、資源整合平台與中長期政策論述，也無法突破現行體制所設定的競爭邊界。若制度改革無法自上而下推動，那麼反對政治的生存必須轉向更強的社會連結與文化轉譯，而非僅寄望一次選舉逆轉局勢。

新加坡政治的未來，並不必然是政黨輪替，而應是一個制度轉型能否開啟的問題。真正的轉型，不在於某一政黨是否失去權力，而在於是否建立出一種能容納不同政治想像、允許制度修正、促進公共辯論的民主文化與機制。否則，即使國會看似安定、社會看似有序，其政治空間卻將在沉默中逐漸萎縮，最終成為一個失去再創能力的治理機器。

在全球民主困境與威權復辟並存的21世紀，新加坡不僅是亞洲治理奇蹟的代名詞，也是一面反思「民主的極限與代價」的鏡子。